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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开台湾秘史作家蓝博洲:我们不能让大陆认为,台湾人都是“台独”
华夏经纬网   2020-09-15 11:08:24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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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专访蓝博洲先生是在龙柏饭店一楼大厅。疫情之下,他从台湾到大陆后已隔离14天。受台联之邀,60岁的他来此参加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史料图文展。

  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,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。“那时,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。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《呐喊》,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,我连夜边读边抄。”他说,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。

  蓝博洲定义自己是“自由撰稿人”,做的是台湾民众史研究。准确地说,他关注的,是台湾近代史中最讳莫如深、最被刻意遗忘的那段——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。

  在他笔下,有台湾青年的理想与信仰,也有那代人的家国苦难。作品《幌马车之歌》中,记录下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话“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,才会停止沸腾!”,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中,放弃东京帝大学业辗转来重庆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说:“祖国啊,请你看我一眼,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。”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,冲破厚重屏障,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。

  历史在这里沉思。蓝博洲希望,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那样,说真话,当真的猛士。而许多人说,写这样的作品,需要自身如良医,能体会罹患绝症者最深的伤痛,并用这样的伤痛来警示当下。

  “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?”

  上观新闻:你怎么会关注这段历史?

  蓝博洲:我是台湾的客家人,台胞六代,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个小镇。在台北读辅仁大学时候,我开始接触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。对于这段历史,长辈们都劝我们莫谈“国”事,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与焦虑来自哪里。

  1987年,我加入作家陈映真先生领导的《人间》杂志社。那年正好是“二·二八”事件40年,“台独”派希望将此定性为“外省政权迫害本省人”,陈先生想通过田野调查与写作,告诉民众“二·二八”事件真相。

  我被编入了这个专题小组。在此过程中,我走近那批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出自名门、受过良好教育,为了社会、为了理想、为了祖国不惜生命。我想,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?我要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,展现历史真相,对抗“台独”思想。

  上观新闻:1987年7月,你第一篇报告文学《美好的世纪》发表。你是怎么挖到爱国青年郭琇琮的故事?

  蓝博洲:历史的迷雾实在太厚、太重。我只能用当年台湾情治部门的做法,“抓到一点,循线追查”。

  1987年春节后,我先去向白色恐怖受害者林书扬先生请教。为了避免电话监听,事先我没跟他电话联系。趁着监管他的管理员出去抽烟的功夫,我溜进了他家房间。他悄悄告诉我,当时有位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生郭琇琮,因为在台抗日被捕后迎来台湾光复,之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,最后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。

  郭琇琮的经历点燃了我寻找那段历史真相的希望。我请老先生帮忙联系郭琇琮的遗孀。

  上观新闻:他帮你找到了吗?

  蓝博洲:他有点为难,因为不知道郭琇琮遗孀在不在台湾。林先生甚至在狱中听说,当年他们夫妻一并被害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答应帮我去打听下。一个星期后,我在一对抗日前辈夫妇家中采访到隐姓埋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。在采访最后,她告诉我,临刑前最后一天,郭琇琮留给爱人的小纸条写着:“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,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,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!”

  上观新闻:作品发表出来效果如何?

  蓝博洲:据说,当时台湾当局搜购大量当期《人间》杂志,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力。我也被郭琇琮的理想主义触动,决心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中去。从此之后,我以“自由撰稿人”的身份,开始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与采访。

  上观新闻:你的第二部报告文学《幌马车之歌》,写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,也就是锺理和的二哥。

  蓝博洲:1949年秋天发生基隆中学“光明报案”,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开端。(1949年7月,台湾地下党将进步刊物《光明报》寄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官邸,引发岛内情治机关追查,锺浩东因涉事被捕遇害。)

  我想了解这段历史。于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后,我来到台北宁夏路一栋老洋房的二楼,就着桌前一盏昏黄的台灯,对锺校长的遗孀、蒋渭水先生的女儿蒋碧玉女士进行访谈。

  我还清楚地记得,讲到锺校长牺牲那段时,为了转移内心悲痛,蒋碧玉女士站起身来,从隔壁房间中拿来一本封面泛黄的相册,封底夹着两页信纸。这是锺校长在10月2日写的遗书。蒙她允许,我仔细读了一遍,遗书思绪通畅,中间只有一段出现几个字涂改,似乎是在考虑如何向爱人陈述即将面临死亡。

  我想知道,在军法处押房偷偷写遗书的锺浩东,内心是什么感受?我也想知道,是什么样的觉悟,让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?1950年10月14日清晨,锺浩东唱着最喜欢的《幌马车之歌》,从容走向刑场。

  写这部作品的那时候,我在台北近郊租了一间简单的寮舍,没有电话,没有人打扰。我整理出历史见证者的各个口述片段,最终写出这篇纪实文学。1989年,侯孝贤导演根据其中部分情节,拍摄出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,1994年,他再度改编《幌马车之歌》,拍成电影《好男好女》。

  之后我还写了《台共党人的悲歌》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等纪实文学,都在大陆公开出版。

  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

  上观新闻:写这些作品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

  蓝博洲:因为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盖,最难的就是你要去摸索,写什么人、怎么写,只能在采访中慢慢确定。

  我采取的“循线追查”的方式,和当年特务手段差不多。第一次采访郭琇琮遗孀时,她甚至怀疑我是“警总(台湾警备总司令部)”派来的。很多时候,我的采访对象是上一位采访对象介绍的。他会提醒我,某个人值得你去写出来。这样积累的越来越多。

  还有,就是如何让这些幸存者开口。在当时政治环境下,你不问他们,他们不会开口;即使开口了,有顾虑也不会全说。让幸存者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难史,要有一个过程。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,才能消除他们猜疑、取得他们信任,接受采访。

  访谈过程中,如果他发现我对这段历史了解程度比他更深,他就会把知道的都跟我讲。很多人都是在听你开口后,才决定跟你讲几分。

  上观新闻:会不会有对方愿意讲、但不希望你发表的情况?

  蓝博洲:有的。新闻职业伦理还是要讲的。如果对方明确说“这段先不要写、不能写”,我大多会尊重对方意愿。但是有些情况还是可以商量的。比如,在采访锺浩东校长遗孀蒋碧玉女士时,她提出不要写“光明报案”,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地下党,她担心“影响”不好。但我跟她讨论后,还是在《幌马车之歌》中提到这件事。发表后社会反映不错,她就接受了。

  我的写作态度很简单,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下,根据力所能及采集的史料,去叙述我所认识到的历史与人物,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。当然,全面建构历史的事实需要一定时间的。《幌马车之歌》既是历史,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报告文学。

  上观新闻:私下里你和受访者关系如何?

  蓝博洲: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微薄。有时我没钱住旅馆,就会住在受访者家中,大家一起喝酒、喝茶、聊天。我们建立感情,可以谈出很多东西。

  不能因为文章发表后,“利用”价值结束了,就不再接触。相反,我在台湾时,路过某位采访对象家时,大都会去拜访一下,和老人家聊聊天。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打扰。当然如果对方不欢迎我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  一次,我陪蒋碧玉女士来到大陆桂林。清明节那天,我们在公园里,看到一群年轻人举着红旗站在烈士铜像前。老太太站在旁边看,说“以后我的事情你要处理的”。也就是说,她希望有一天,这段历史可以得到真正平反。她把我们当成同志关系。很多事情,不是你书出版了,就结束了。

  上观新闻:你笔下人物最让你敬佩的是哪点?

  蓝博洲:他们的理想主义,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。我常常问自己,我能做得到吗?他们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,拥有爱国主义情怀,却遇上那牺牲最惨烈的年代。这样的精英断层,才会有今天“台独”的土壤——流了爱国人士的血,“台独”分子却收割了台湾人的悲情。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,很可恶。

  “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到最低。”

  上观新闻:现在幸存者情况如何?

  蓝博洲:差不多都走光了。即便1950年时才20岁,现在也已经90岁了。我上世纪90年代在抢时间做口述。在他们还清醒、健在的时候,把该做的、能做的,基本都做了。

  上观新闻:这些人的后代怎么看待父母的选择?

  蓝博洲:他们无从了解真相,只知道父母被害,有的人甚至成为民进党、“台独”的支持者。蒋碧云女士的孩子就跟我说,他们尊重父母,但不能理解父母的选择。悲哀就在这里。

  上观新闻:像你这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作家,台湾还多不多?

  蓝博洲:不多,或许就我一个吧。但孤独不是问题。

  上观新闻:现在还那么坚持?

  蓝博洲:你总不能让大陆朋友认为,台湾人都是“台独”吧?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,当然要写台湾人自己的故事。

  我针对的是那段被埋没的、被污染的历史,我们要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的历史。历史不能任其失落,我们要去拾回,并且把被掩盖的那部分挖掘出来,把被扭曲颠倒的真相导正过来。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变成了路。

  上观新闻:你不担心这段历史总会被人遗忘,或者两岸年轻人没兴趣了解这段历史?

  蓝博洲:我不担心被遗忘,因为这段历史之前被遗忘了几十年。我相信,历史只要存在就是事实,可以被压制50年、100年甚至更长时间,但总有一天会“出来”的。

  只要有部分人读过这些书,从中得到一些力量,不只是教条的政治口号,这些书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,只是影响力大小不同而已。

  上观新闻:在这些年写作过程中,你的生活状况如何?

  蓝博洲:我的书在台湾被“冷处理”,没什么人愿意出版发行。这样我就没什么稿费收入,只好到处“打游击”:当过驻校作家、做演讲、上节目。过去,我小孩住院需要一笔钱,只好去时报出版社上班。对方说,每个月给你一笔钱,条件是我每年编4本书,算是给我一份兼差。

  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到最低。有时候住在台北乡下,有时住在受难者后人家中。老人说,只要我人还在,房子你就可以一直住下去。

  来源: 上观

 

责任编辑:李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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